为什么我选择爱国 – 一个资深留德华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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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我跟别人讲起我在德国已经生活了二十六年时,听者诧异地看着我说:“那您还是蛮显年轻的,看上去也就四十出头。”遇到这种令人眼前一黑的夸奖,我只能扶着墙说:“我是小时候来德国的,现在也就才三十多岁。”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德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宛如现在我们对哥斯达黎加的了解—知道地球上有这个一个地儿,挺大一块地儿,再多就不太知道了。

  德国的中学同学对我这个中国小孩很好奇,几乎每位同学都会问我同一个问题:“你会功夫吗?”提出这个问题的同时,他们还会夸张地摆出类似于大鹏展翅的动作,嘴中发出李小龙式的怪叫。看着他们殷切的眼神,我不忍心让他们失望,加上想交朋友,于是用磕磕巴巴的德语说,我会一点儿。

为什么我选择爱国 - 一个资深留德华的心路历程

  从此以后,我成为德国同学(其中包括土耳其人和南斯拉夫人)定位自身武力值的标杆,直到有一天班主任指着我的熊猫眼对全班同学说:“源虽然是中国人,但是他不会功夫,以后你们不要再跟他比武了。”

  从此,我从功夫代言人变成了“小共产党人”、“大米骑士”、“缝眼”……直到我把一个管我叫“中国小鸡巴”的德国同学暴打一顿后,我才在学校里彻底勃起,成为了没人敢招的狠角色。

  我升到高年级后,学校里来了另外一名中国小孩儿,继续扮演着受气包的角色。我几乎成为了他的专职打手,一旦有同学欺负他,我就出手相助,打得那帮德国小孩儿抱头鼠窜。

  一日放学,我路过一个工地,一个德国工人好奇地问我:“你是日本人吗?”我摇摇头。“你是韩国人?”我又摇摇头。“台湾?香港?”“我来自中国(IchkommeausChina)。”听到我的回答,德国工人一时没反应过来,愣在了原地。我冲他摆摆手,继续往家的方向走去。

  九十年代移民、留学德国的中国人还不算多。逢年过节,每个城市的中国人都会在当地中餐馆自发组织在当时看来很盛大的华人聚会。每次聚会都是一场比拼,大人们拼孩子,孩子们拼德语。谁家孩子的德语程度更接近母语或者根本就是母语,父母就是当晚的获胜者,嘴上还谦虚地说着获奖感言:“我们家孩子就是对中文不感兴趣,只看德语书。”

  我正巧在走廊中遇到德语母语化的冠军得主,他正在对一众崇拜者进行德语演讲,演讲内容是一部迪斯尼动画片的剧情。听他讲完,我没忍住用中文问他:“你会说中文吗?”冠军瞟了我一眼,不屑地用德语回答道:“我不会。”

  我十三岁才来德国,德语永远也达不到母语的水平,加上刚来德国的头三年,我在德语方面完全没开窍,所以在这类聚会上,我的父亲总感觉自己属于弱势群体,特别没面子。聚会后,他总会给我设立新的规矩,例如不许读中文书,不许看中文电影等等。在这种严峻的环境下,我以惊人的毅力和勇气读完了王朔和金庸全集,实属不易。

  当年杜塞尔多夫的国王大道上还没有H&M和ZARA这些平易近人的品牌,而是实实在在的奢侈品一条街,几乎每家店中都有日本销售。

  有一次我随大人进店,迎面走来一名德国销售。她热情地问我们是不是日本人,当得知我们是中国人后,脸上的笑容瞬时变得僵硬,随便敷衍了几句,转身离去。

  每年暑假我都会回国度假将近一个月,那是我当时人生中最开心的时光。

  兜里揣着几千块钱的我几乎飘在半空中,看什么都觉得便宜,上了出租车从来不先说目的地,而是一脸傲娇地对司机说:“您先往前开,我想好去哪儿以后再说。”

  发小们觉得带着我招摇过市特别有面子:“我哥们儿是外国回来的,会好几门外语。”

  亲戚们总爱在我面前放英文原声电影,不让我看屏幕,问我是否能听懂演员们的对话。我真心听不懂电影中的德克萨斯州口音,又不好意思说我在德国学的是德语。

  我奶奶晃着我的护照对我说:“千万不能把护照给丢了,否则你就回不了德国了。德国是天堂啊!”

  被国内亲朋好友簇拥着的我在恍惚间真的感觉自己是天之骄子,虽然过不了几天我就要回到德国,变回那个把德语说得马马虎虎的、不太被人关注的中国孩子,怀揣着自卑感,躲在房间的角落里读着“神雕侠侣”,幻想自己有一天可以像杨过那样,从一个被人看不起的小流氓变成名震天下的超级大侠。

  二十一世纪初,我考上了德国大学。在进入大学之前,大人们告诉我,你是在德国长大的孩子,性格单纯,跟中国留学生打交道要懂得防备。

  那时的留学生真的穷,衣服的颜色多为不显脏的灰色,几乎每个人都在半工半读。我因为德语说得不错,爱往头发上抹发胶,被不少中国同学视为假洋鬼子,遭到孤立。

  我最终决定彻底融入中国人的圈子,几乎跟所有人隐瞒了我在德国长大的经历,跟中国同学一起去工厂打工。

  经历过才知道,德国的一些工厂有多脏乱差。每天早上,我们这些身为临时工的中国留学生惴惴不安地站成一排,任由工头挑选,活重活轻全凭个人幸运指数,很有黑奴市场的既视感。中国学生得到的工作往往是重活,因为他们不善反抗,任劳任怨。

  斯图加特是著名的打工圣地,因为工厂扎堆,工资相对高,每逢假期,找工作的中国留学生会把当地中介办公室的楼道堵得水泄不通。我有一个朋友在斯图加特火车站的麦当劳打工,假期结束的时候,可以看到海量的中国学生背着沉重的行囊踏上返乡的道路。

  我认识的绝大多数的中国同学都希望毕业以后可以留在德国,真想留下来却又很难。一个中国同学趴在我宿舍的窗台上,望着对面山上密密麻麻的灯光说:“真希望其中一盏灯光是属于我的。”

  我认识一些华人老板,不是开餐馆的,就是做批发的。谈到中国留学生,他们经常会出言不逊,态度中充斥着鄙视。我知道他们中间很多人都是苦出身,在德国吃过很多苦,遭到过很多歧视,能在一些同胞身上找到暂时的优越感,对他们而言也是一种宣泄。

  直到前几天,一位跟我关系很好的温州哥们儿还有点儿生气地问我,为什么你总爱在文章里讽刺温州老板呢?我特别想告诉他,如果有一天,身在海外的中国人不再互相歧视,我愿意当一名温州女婿。

  中国领事馆对中国公民的态度特别差,对外国人要好很多。

  2007年,明镜周刊的封面上印着一个扒开百叶窗的神秘亚洲女子,标题是“黄色间谍”。

  同年,我去商场帮国内的朋友买刮胡刀,德国售货员像盯贼一样盯着我,生怕我给产品拍照。德国人的智商的确感人,我特别想跟那名德国销售说,我要是真想仿造的话,买一台回去拆开了、揉碎了仿,没必要现场表演。

  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德国媒体铺天盖地地攻击中国,一些海外分裂分子努力想抓住最后的机会,丧心病狂地积攒政治资本。西德时报派来一名记者给中国留学生做采访。我和一些中国同学接受了采访,共同义愤填膺地批评了德国媒体的偏激和歧视,为中国正名。

  报道不久后见报,报道下方是该报总编的评论:这些中国学生的见解十分狭隘,其中主要的原因是他们都出身于特权阶级,如果批评中国的话,他们在中国的家人会受到牵连。

  我愤怒地给该报寄去一封投诉信,信中怒斥道,究竟是谁在演绎狭隘?请在评价中国之前,先去中国看看,拓展一下你们的眼界。

  这封投诉信如石沉大海一般。那名总编估计直到今天还没去过中国。

  2010年,作为翻译的我陪同某中国公务培训团来到德国某行政学院学习。团长问德国教授,为什么德国媒体会在2008年奥运会期间如此丧心病狂地抨击中国?德国教授很睿智地回答道:“德国媒体最注重的还是销量,所以热爱丑闻,它们不光对中国丧心病狂地进行攻击,对德国政治家也不会放过,所以不必为此感到纠结。另外,世界金融危机过后,德国人失去了对美国的盲目信任和崇拜,学术界的专家开始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制。我个人相信,中国会变得越来越强大。”听完这番话,我觉得这位德国教授不去当外交官真是浪费。

  欧洲品牌突然惊觉,中国人成为了奢侈品市场的救星。中国员工逐渐成为了每个奢侈品店的标配。有些德国店员为了自我提升,积极学习中文。

  越来越多的德国企业认识到了中国的潜力,视中国为未来的发展重点。在德国为中国人量身定制的工作岗位应运而生。曾经在工厂中吃苦受累的中国留学生逐渐走上了工作岗位,成为了工程师、精算师、专利律师、税务师、保险经纪人、编程员、演员、导游、创业者和公司老板。

  很多新一代留学生的目标是尽快完成学业,然后回家。

  中餐馆老板总跟我埋怨,现在的工人越来越不好找,大多数中国留学生都不愿意来中餐馆打工了,作为顾客倒是常来。

  我每年都会回三到四次国,生怕与国内的高速发展脱节。

  在北京我是一名普通的北京市民,躺在家中用美团点餐,闷了跑到附近酷似电话亭的KTV中吼上两嗓子,网约车可以把我送到任何一个我想去的角落,火车准时到分钟……一切都让我感到很惬意。

  每次回到德国,我总要重新适应一下这个没有移动支付、火车极度不准时、让人越来越没安全感的社会,

  我跟德国人说,北京每套公寓的平均售价是一百万欧元时,德国人恍然大悟,说怪不得他新买的楼盘中有至少有百分之三十的房主是中国人,跟中国的房价比起来,德国的房价真的很可爱。

  几周前,我去慕尼黑出差。出租车司机问我是哪里人。我告诉他我是中国人。他特别兴奋地掏出一台华为手机,跟我说,你们中国人做得手机太棒了!一路上我都没好意思拿出我的苹果手机。

  每当我给德国人介绍支付宝和微信支付时,德国人都惊叹不已。我指着手机屏幕说,这不是未来,而是当下。

  2017年,明镜周刊的封面和标题是一组汉语拼音xinglai(醒来)—中国给西方世界的起床铃。

  总有德国人跟我说,中国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他很想去看看。

  杜塞尔多夫有一家规模很大中文学校,每到周末都会爆满。孩子上课期间,中国家长们聚集在等候室中,讨论如何有效提高孩子的中文水平。部分家长甚至考虑把孩子送回中国上小学,小学毕业后再接回来。

  每当谈到我出众的中文水平,我父亲的脸上都会洋溢出自豪的笑容。

  两年前,我在杜塞尔多夫火车站被一个大学生模样的中国男生拦住,他激动地跟我说,他就是当年那个在学校总得到我保护的中国小孩儿。现在他上大学了,交了很多德国朋友,过得很开心。

  几年前,我在大巴中拿着麦克风很真诚地对团员们说:“刚才有一位老总对我说,你当翻译可惜了。我自己并不这么认为。我的工作是帮助各位更有效地吸收国外的先进理念和专业知识,各位的责任是帮助祖国迎着敌人的炮火继续向前进。只有祖国好了,我们这些海外华人才会生活得更好。只有祖国得到更多的尊重,我们这些海外华人才会得到更多的尊重。所以,我认为我的工作是神圣的。”

  我放下麦克风,车内响起震耳的掌声。

  前几日我去中国领事馆换护照。中国领事馆对中国公民的态度依然很差,但对外国人更差,让我觉得当中国人真的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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